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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是朝廷不拨一兵一粮，任由苏迟以四州一军的战争潜力对抗同军。

    国难当头，特事特办。

    天子用人不循常例，众臣也没有人眼红。

    以京东西路当前的形势，这付担子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挑得起。

    权势富贵再好，也要有命消受才行。

    苏迟不愧为国之干城，明知道这项任务极为艰巨，也不讲任何价钱地接受了。

    其人深知以数州之地对抗一国容不得半点侥幸，当即带头贡献出自己的俸禄，并下发政令，号召济、单、濮三州和广济军四地百姓捐献钱粮共赴国难。

    此令一出，治下百姓骂声一片，苏迟却不为所动。

    其人身为前线帅臣，第一位要考虑的是济州守不守得住。

    若是没有钱粮提振招募健卒提振士气而导致济州失守，使得同军大举西进，各地百姓家中存有再多的钱财都与大宋无关。

    而远在临安城中赵佶身为大宋皇帝，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更多，却不可能像苏迟这般“单纯”。

    备战肯定是要备战的，但比备战更重要的是判定大同究竟在袭庆府之乱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只有搞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判断同军会不会就此发动攻宋之战，而大宋还来不来得及劝阻对方等等。

    实际上，徐处仁丢掉袭庆府的消息传到临安，教主道君皇帝便立即向大同帝国派出了中书侍郎白时中带队的使团。

    目的当然不是讨要已经落入大同手中的袭庆府，而是感谢对方替大宋控制住了动乱，并承认同军的实际控制线，以尽力避免两国之间的大战。

    好消息是白相公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同境内，坏消息是之后便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在此期间，京东西路关于经略副使苏迟借备战之名，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的弹劾却如雪片般飞到临安。

    大同的态度没有摸清楚之前，赵佶哪有心思关心一团乱麻的京东西路？

    截至目前的各方面情报显示袭庆府的动乱似乎真的只是意外，至少同军进入袭庆府后并没有趁势追击溃军进入济州。

    可大同正乾皇帝用兵手段出神入化，极擅隐真示假，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谁都不敢松口气。

    在大宋君臣的胡乱猜疑中，京东西路再次传来急奏。

    这一次，并不是战事，却比战事更加惊天动地——有人撰文《孔子改制考》。

    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格儒”风格，开篇就指出了儒学先驱周公旦创制“礼乐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数百年后的孔子继承先贤，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目的同样是为了解决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儒家因时而变的传统在开创之初就已经奠定。

    其后，公羊子、孟子、董子等大贤无不是秉承这一传统，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总结新的理论，以对儒家学说进行丰富和发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总结到儒家从来就不是因循守旧的学术派别，礼乐也不是儒家的真正内核，关注时代发展解决时代问题才是。

    并抨击一些读死书的腐儒正是因为看不到这一点，才会把圣人的务实创新精神丢到一边，却专注于雕章琢句，失去了儒学真义。

    自徐泽在大名书院发表《格物问道——学之根本》的演讲之后，故作荒诞之说以求显达于大同新政权的儒生便越来越多。

    相应的，鸿学博儒们的驳斥之声自然也不会小。

    而随着大同帝国一统天下之势渐成，这样的言论渐渐压倒传统观点，老儒们除了在争累了后抱怨一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外，也别无他法。

    比起数年前的《大同说》，《孔子改制考》表达的观点还要更加惊世骇俗。

    但论文字功底，后者却是赶《大同说》相差甚远，其中很多观点也经不起推敲，很容易驳倒，明显就是一篇捧正乾皇帝臭脚的狗屁文章。

    正常情况下，博学鸿儒们在这类文章上浪费时间都会觉得羞耻。

    可《孔子改制考》却由不得他们不关注，因为该文的署名为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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