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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又拖了二十多年，到神宗即位，大宋的财政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亏空多达一千多万（匹、石、贯、束、两），就连英宗的葬礼都办得极为寒酸。

    并不是神宗皇帝好大喜功想改革，而是大宋已经到了不改革则破产甚至亡国的窘迫境地，不得不改，不敢不改，不能不改。

    但改革冠以再多崇高的理由，都改变不了其就是利益调整的事实。

    大宋国力窘迫至此，靠小打小闹已经无力挽救时局，必须大刀阔斧地改。

    靠压榨小民自然不行，大宋对小民的压榨已经够深了，再榨也榨不出二两油，还有极大的稳定风险。

    因而，神宗皇帝只能向特权阶层开刀，剥夺他们的部分利益以补足国用，且这一“部分”并不小。

    威望最隆的太祖皇帝都不能办成的事，没什么威望的神宗皇帝能办成？

    所以，结果早已注定。

    熙丰变法最终失败，其实与拗相公王安石用人不当没有根本上的关联，与神宗皇帝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使得大业半道而殂也没多大的关系。

    只因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而大宋这种畸形政体根本没有自我革命的可能。

    熙丰变法虽然失败，本就是为了各自利益而战的新旧党争却没有就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方主政必然尽废另一方之法，并驱逐对方所有朝臣。

    赵佶改元崇宁，其实就是“靖中建国”的美好设想已经破灭了，新旧党争充斥每一次朝议，换谁也受不了，只能“崇宁”。

    其人逐渐意识到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凌驾于所有臣子之上，即便朝中有党争，皇帝也只是超脱于外的裁决者。

    但经过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的连番折腾，大宋皇帝已经事实上与执政派联成了一党，不再具有超越的地位。

    要想做事，就不能再有幻想，必须乾坤独断，一意孤行！

    当然，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亲自下场，必须有白手套。

    神宗有王安石，哲宗有章惇，而他赵佶有谁？

    其人开始频繁流露欲修熙、丰政事，再振大宋的志向。

    起居舍人邓洵武身为天子近臣，明白了赵佶的志向，趁机进献《爱莫助之图》以献，极力向道君推崇蔡京。

    蔡京摇摆于两党之间，名声早臭了，还因为党附向太后，被亲政后的赵佶贬斥过。

    但道君为了自己的大志，还是决意启用其人。

    先拜尚书左丞，随即又取代曾布为右仆射。

    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蔡京宦海沉浮数十载，阅人无数，早练就了一双识人慧眼，自然能够分辨皇帝这话是出自真心，还是耍嘴皮子，也知道皇帝究竟需要什么。

    其人当即顿首谢恩，表示愿为天子尽死。

    未过多久，道君便进蔡京为左仆射，开始了这对君臣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与斗争。

    蔡京主持的很多改革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抵制，甚至是人身攻击。

    但其遭遇与数十年前得神宗皇帝支持的王安石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都是打压寄生在王朝肌体上的吸血虫，从他们手中夺取财源用于富国强兵，以挽救大宋不断衰败的命运。

    因而受到旧党或者说利益既得群体的抵制、污蔑、弹劾再正常不过。

    只不过，拗相公王安石行得正坐的直，政敌很难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而蔡京此人简直就是标准的奸臣模板，随便找找都能找出一大堆。

    其人上位之后，弹劾就没中断过，承受了利益既得群体绝大部分的火力。

    道君则躲在幕后，通过数次罢相，既拿捏有些飘起来的蔡京，又能保证新法在磕磕跘跘中不断推进。

    赵佶登基以来，大宋王朝国土未增而赋税不断增加，这些钱财除了供其人挥霍享受外，也做了很多管长远的实事。

    比如改革科举制度，继续实施王安石改革时就已经设立的三舍法，并大力推广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官办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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