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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他改朝换代，仙源孔氏保持超然地位就好，用不着亲自下场趟浑水。

    只是，其后的形势发展逐渐脱离了其人的设想。

    《大同说》流传之后仅仅几年时间，徐泽便强势崛起于京东东路，又魔幻般打败朝廷的军队，其后还北伐燕云，并建国称帝。

    再之后，大同帝国全取两河，力压诸国，不经意间便具备了并吞天下之势。

    而孔端友寄予厚望的赵宋朝廷却在大同的兵锋下屡屡败绩，一再卑辞厚币割地乞和，被后者狠狠地踩在了泥地里。

    在此期间，正乾皇帝从没有公开承认自己与《大同说》的关系，但大同帝国却将修改完善的《大同说》作为书院必修教材。

    再结合徐泽当年在大名书院名为《格物问道——学之根本》的演讲，正乾皇帝究竟要做什么，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仙源县隶属于袭庆府（原袭庆府，政和八年升为府），到现在仍归赵宋朝廷名义控制。

    但赵宋朝廷被徐泽玩弄于股掌之间，对边境地带的掌控能力大减。

    袭庆府又处于大同治下的东平府、济南府、淄州和沂州四州府半包围之中，这些年下来，早就被无孔不入的大同情报组织和共建会渗透成了筛子。

    陈集、陈淳等大同帝国的高官显贵便出自仙源县，却没有承受孔氏半点恩惠。

    甚至，正是因为孔氏对仙源县各种资源的贪婪占有，才迫使陈集、陈淳这样的英才早年投奔还是反贼的徐泽搏出位。

    失去了赵宋朝廷的有效庇护，又有了二陈的典型示范，原本依附于孔氏门下的仙源县士子也逐渐与其疏远。

    当共建会组织实际掌控仙源县底层后，情况就慢慢发生变化。

    赵宋朝廷规定的租税还能正常收缴，衍圣公近亲属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动摇。

    但少数远支族人借催缴赋税中饱私囊之事却被共建会公诸于众，并被逼以五年为期，逐年退还之前的非法所得。

    这事倒是牵扯不到衍圣公孔端友身上，也没人敢乱攀咬，却极大打击孔氏的声望。

    同当初的相州韩氏类似，经过一千多年的繁衍，整个仙源县基本都是孔氏族人或亲戚，以严格的宗法相约束，孔氏对仙源县社会底层的管控很严。

    家族大了，再怎么严格管理，也肯定会有害群之马。

    但以往就是有人做了错事，也是族内自行处理，极少对簿公堂，更别说公诸于众，这就是对孔氏宗法的公然挑衅。

    要说这背后没有正乾皇帝的默许，谁敢相信？

    大同帝国尚未出兵占领袭庆府，孔氏就被共建会如此折辱，真等到袭庆府被大同正式吞并，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孔端友不知道的是，正乾皇帝这些年都没有针对仙源孔氏的意思。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仙源孔氏虽是“天下第一家”，地位尊崇，却只有作为儒学圣人孔子嫡脉子孙而存在才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去掉了这层光环，数百年来对社会没有做出突出贡献，却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孔氏什么都不是。

    相对于为儒家学说换骨洗髓，将儒家的核心由“礼”变为“格”这件大事，孔氏的生存现状真不值得日理万机的徐泽格外花费精力去关注。

    而且，只要儒家不灭，孔氏就不可能真被打倒。

    就算徐泽冒着开罪全天下读书人的风险暂时打倒了孔氏，等其人百年之后，继承皇位的徐氏子孙为了天下安定，迟早会再将孔氏一门扶起来。

    所以，眼光始终放在建设新儒学这个“本”上的徐泽，自然不会盯着仙源孔氏这个“末”。

    共建会在仙源县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各地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因为孔氏确实地位尊崇，政治上非常敏感，京东路巡抚使司不敢擅自作主，专门向皇帝上奏了此事。

    徐泽也做出了明确批示：

    大同治下无法外之地。

    共建会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共建”管控社会最基层，不打土豪分浮财。

    经过多年的运行，共建会相关制度已经初步完善，徐泽也不可能因为孔氏的存在而命共建会改变制度。

    孔氏若是积善人家，不做非法之事，还能积极造福乡里，将仙源县建成了人间乐土，自不会有什么问题。

    别说现在共建会渗透阶段，即便大同帝国日后拿下袭庆府，正式启动仙源县的社会改革，孔氏的合法利益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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